2007年秋天，在津巴布韦做援外志愿者的徐本禹回国参加党的十七大，期间被邀请出席中国援外青年志愿者交流座谈会。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正在忙会务，不经意间，听到门口传来一个干净利落的声音：要帮忙吗?我抬头一看，是带着宽边眼镜、留着记忆中发型的徐本禹。

　　活儿干完了，他看到我身边有一本《当代土神》，便翻开来看。那是我当时出版的一部报告文学，讲的是一个农业科学试验站和三代农学家扎根基层的故事。他一看就是40多分钟，再抬头便问我能不能将这本书送给他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现在愿意到基层去的人少了，书中的这些科学家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。

　　每次收到徐本禹的短信，落款都是“红杜鹃爱心社徐本禹”。他告诉我，那么多称谓，他最喜欢这一个。原来，他在贵州支教的地方，满山遍野都是红杜鹃，是孩子们和红杜鹃伴随他走过那些最难忘的日子。离开贵州后，他组织一帮热衷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，成立了“红杜鹃爱心社”，专门开展扶贫支教的志愿活动。

　　“5·12”汶川地震不久，徐本禹得知我去灾区挂职的消息之后便主动联系我：老哥，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跟我说!那语气，一如当初未见其人、先闻其声的干净利落，只是更多了一份壮士请命的义不容辞。

　　援建期间，共青团中央选派了1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灾区，我所在的李白故里——江油市就有56名。他们的岗位都在一线，一些志愿者难免在灾区这样特殊的工作环境中产生心理波动，于是我想到了徐本禹。果然，他的到来给志愿者带来了莫大的鼓励，志愿者们好像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一般，所有的困惑和苦恼都在激动之中顿时消融了一半。他耐心解答志愿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老实说，他的回答并不十分精彩，但传递的是一颗真诚而火热的心。

　　第一次到江油，他就拒绝当地给他特别安排住宿，而坚持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。他多次到过江油，提出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李白纪念馆重建工作的建议，当地政府要授予他“李白纪念馆形象大使”的称号。那天晚上他对我说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非常要紧，否则不实之名，就像不义之财，不可得之。

　　在我眼里，徐本禹这位被80后追随着的80后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志愿者，一个有光辉足迹而低调行走的人。我没有在徐本禹身上看到任何光环的痕迹，他依旧淳朴而略显憨厚，依旧带着宽边眼镜，留着不变的发型，仿佛是刚从《感动中国·2004年度人物》的电视节目中走出来的那个大男孩，只是少了稚嫩和泪水，多了坚毅与欢乐。

　　（作者：曾松亭，作者单位：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，本文刊于《求是》2010年2月1日第03期，原文名为《一个普通的志愿者》）